演講全文《醫學和醫德》
最近一段時候,我越來越覺得我在中央電視臺是兼職,做與健康有關的工作是專職。前天我在參加“健康中國說”的活動,昨天,包括隴德部長,等等,我們一起在鳥巢來參加“三減三健”的啟動。
今天來到這,今晚我周刊的節目是“關注107篇的醫學論文的流程有假”的問題,但我的出發點不是批評醫生,而是誰制造了這樣的環境,做1000臺優秀的手術,都抵不上一篇不那么真的論文。
很多人問我,你為什么替醫生說話?
我覺得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因為我跟醫生一樣都姓“白”。第二個,我是衛生部的健康宣傳員,到現在已經十年了,昨天李斌主任又給了我一個證書,又給十年。第三個,當然才是最重要的,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更是一個患者,替醫生說話是因為我還不傻。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醫患關系,表面上你罵兩句醫生,今天好像受委屈的是醫生,明天受委屈的就會是我們自己,傻嗎?
讓我講醫德這個問題,中國只有兩個職業是帶“德”的,一個教師,一個醫生,為什么?不復雜,你看其他職業,就用職業道德就籠統的給算了,只有這兩個職業是單獨計算的,原因就在于,教師要負責人們的精神健康,醫生要負責人們的肉體健康。其實還不止,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教書容易,育人難吶。醫生要肉體治療,還要有精神撫慰。肉體治療相對好評估,這個精神撫慰如何做呢?“德”字就在這育人和精神撫慰之中誕生了。
什么是醫德?我覺得用任何理論解釋都是蒼白的。講兩個故事,接近100年前,協和招生招的生很少,其中一個考場在上海,福建的一個小女孩就是要當醫生,去了上海考試,最后一科是考英文,協和對英文要求極高,她答了幾筆,考場里面的一個女生暈倒了,抬出去,沒想到這個考生放棄了自己的考試,出去救助這個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試已經結束了,她沒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走了。但是監考的老師看到了這個過程,把過程寫給了協和,協和調看了她前幾科的成績,最后決定招她,因為她擁有當一個好醫生沒法教的最重要的一個“德行”——“寧可犧牲自己,也要照料別人”。這個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也就是郎主任的前輩。
廈門鼓浪嶼林巧稚紀念
昨天來的路上還在看剛剛去世的嚴仁英,104歲,其實也是繼承者,她講了林大夫的一個細節,她說,林大夫查房前,這個產科病房里頭,由于病情比較重,是哀嚎,是不安,是凄涼,但是林大夫來了之后,一邊治療一邊跟患者聊天,她說突然一瞬間,病房突然呈現出極其溫暖的安寧,我覺得,這就有超越技能的,需要我們思考的東西。
再比如說,有一個大大夫叫華益慰,我在做感動中國的時候他是獲獎者,看他片子的時候我的眼淚嘩的就下來了,不是高超的醫術,而是一個小小的細節,打他當醫生開始,每天早上他要去查房之前,都要先把聽診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熱,才進病房,他一輩子沒讓患者遭到過一次涼的聽診器。
那好了,再比如說,這個事情一直在流傳,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剛才看到有我們的武警總醫院鄭院長,他是武警總醫院的急診中心主任王立祥,他給我講了他的一件事,本來他給我講的是另外的一個事兒,講現在有很多萬一呀,最后變成了一萬,出事兒了。一個孩子,出現了緊急情況,送到了他們急救中心,王立祥剛要開始救發現沒法救,孩子已經沒了。但是病房外,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全都在跪在那號啕痛哭,急啊!要救這孩子。王立祥覺得我如果現在立即就告訴他孩子沒得救了,可能會出事兒,他要給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一段接受的時間,他又給這個孩子做了一個多小時完全無用的治療,但是在這一個多小時里有很多的大夫在勸外面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給他們講很多事情讓他們慢慢慢慢有一個緩沖地帶,一個多小時之后這個無效的治療結束了,但有效的治療了這個家庭,他們能夠慢慢接受。
我談的這三個故事都與醫學的技能和治療本身無關,但是誰能說這不是一個更大的治療呢?這就要回到醫德上了,說醫生,我們每個人“生老病死”四個字,全要跟醫生打交道,所以我曾經問過一句話,醫生是界于普通人和佛之間的一個職業,西方也可以叫界于普通人和上帝之間的一個職業,這句話要分兩個層面解讀。一方面,每一個醫生都是普通人,他們也有喜怒哀樂,有柴米油鹽醬醋茶,有自己的委屈,有自己的心理問題,有自己的掙扎和抱怨,他們是普通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們的工作是面對別人的生老病死,他就天然的具有了佛和上帝的某些屬性。
現在加拿大的總理叫特魯多,巧了,他是帥哥,天下粉絲很多,但是我認為他再帥都不如100多年前那個去世的加拿大人帥。那是一個醫生叫特魯多,因為那個特魯多的偉大不僅僅在于他是人類第一個提煉出結核桿菌,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墓碑上的那三行字:講醫生“偶爾去治愈,經常去幫助,總是在撫慰”,這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的醫生委屈很多,我在做著如此偉大的事情,為什么人們還罵我?等等、等等。我替各位想了幾個原因:
第一個,人們對你的依賴大,期待就大,抱怨自然多。做任何政府、部門調查,年終評議,最后發現好感度和壞感度最高的都是人們需求最旺的。比如說教育部,衛計委,等等、等等。一般跟人關系不大的,好評度很高,因為反正跟我也沒有什么關系,點個贊嘛。但是我天天要跟你打交道,2015年的時候,中國的門診人次77億,接近80億人次,想想看這80億人次的過程當中能不出問題嗎?
千萬不要認為中國有醫患關系,全世界都有,只不過呈現的方式不一樣。在美國,每家醫院外面都有律師遞小廣告給患者,“有事找我,我來負責給你贏醫生”,所以美國的醫生是最討厭律師的。他們編了一個段子:進了天堂,在天堂里,醫生找上帝發現上帝特忙,他說“你忙什么啊?”“哎喲,今天有一個律師要來”,這個醫生氣得,好嘛,我們醫生在天堂還要住上下鋪,為什么你一個律師來還要鋪紅地毯?上帝說“沒辦法,天堂里到處都能見到醫生,律師是我當上帝以來第一個見到進天堂的。”這是美國人編的段子,其實背后也反映了美國式的醫患關系,所以這第一點對你的依賴大,期待也就高,另外77億人次,2016年應該已經破了80億了,未來可能還要增長,在如此大量的交往當中存在問題是正常的。
鐘南山院士 中新社記者 蘇丹 攝
第二個,對這件事情的解讀還有一個方案。過去,人由于對死亡無法掌握,所以把它交給了宗教。所謂“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過去的人們不抱怨,如果得了病或者病沒治好死了,唉呀,我命不好,這是天意!現在,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人們產生了一種幻覺,認為“醫學無所不能”,因此出了問題他就不再怨命怨上帝,他就怨醫生。但其實是現在人們對健康更在意,對死亡更恐懼了,但是又產生了“醫學已經無所不能”的幻覺。可是事實并不是如此,于是這種反差和矛盾使現在這種沖突變得更多。而不再像以前一樣心平氣和的接受事實,因此,這一系列很復雜。
接下來還有原因,很多醫生委屈,我做這么大的好事為什么還有委屈呢?從來都是這樣,“好事多磨”,大家都聽過吧。我去臺灣專門求證這件事,我跟臺灣慈濟的那個證嚴上人問她,我說為什么做好事還要受難?她很平靜的回答一句話,她說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你不覺得被磨的石頭才亮嗎?醫生就是被磨的石頭,您見哪個寶玉,您見哪個偉大的東西不是被磨才亮,才最后成為最有價值的東西。
另外,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警覺,雖然現在的大數據無所不在,但是對醫生的一個重要的挑戰就在于:你的挑戰永遠是動態的,大數據永遠不解決個體問題,因此您不管擁有了多偉大的數據,您治了多少病人,新來的患者都是全新的。剛才我看那篇報紙上就在寫,鐘南山院士跟王辰院士跨境的為一個特殊的患者做會診,最后大家艱難的拿出一致的意見,你看,哪一個個體能用大數據來解決?所以我們正在面臨一系列這樣的挑戰。所以,挑戰很多,社會上還是對醫德還是包括我們對自己的行業道德要求極高。
但我的觀點是:任何站在道德基礎上談論道德都是無效的。不能指望我們的醫生都是圣人之心,道德歸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環境和制度決定的。如果環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會變成壞人。
我推薦大家看曾國藩,曾國藩長篇小說講過一個細節,當然這個細節后來被很多的專家放大了,我又去找、查。他很廉潔,但即便他很廉潔也要干很多灰色是事情,為什么?晚清時候,官員腐敗,為什么腐敗?你科舉考上了京官,官家不出路費,到北京需要一千多兩銀子,全部需要自籌,他怎么自籌,只能說我現在要當京官了,只能挨家去在家鄉拜個個人,讓他們給我點錢,將來替你辦事兒。到了北京,京官的薪水一百兩銀子多一點兒,但是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三百多兩銀子,那二百兩銀子哪兒來?不腐敗哪兒來?請問:是清朝的官員腐敗,還是晚晴的制度腐敗?
所以前些天北京醫改,我當天就做了節目,我當天就說了一句話,從此我們可以對醫生產生更大的信任,因為讓有些醫生變得不得不糟糕的環境正在松動和改變。我沒那么一下子就樂觀,過去醫生要替醫院創收,要有藥品加成,要開更貴的藥,醫生不做能行嗎?這是涉及整個醫院的生死存亡啊。現在取消藥品加成,我給這次北京醫改說了四個字叫“人漲物降”,與人有關的價格要上漲,與物有關的價格要下降,比如說機器檢測,等等,中國的醫改必須加速,必須快速的行進,才能把我們的醫生從道德的窘境之中解放出來。
現在我們的醫生在替我們的無效……怎么說,不好說更重的話了,遲遲無法有勇氣推進的醫改在背黑鍋。因此,如果環境晴朗,制度明晰,再出現,假如有醫德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從業者當中要有一定的比例接受度,哪一個行業都會有自己的敗家子兒,但我們現在的敗家子兒大比例是由環境和制度逼出來的,所以整個社會要去反思這個事情。
最后我覺得要去講一個和自己有關的故事,我在好多場合講過,我最近幾乎不講了,但是今天這個場合比較大,我還是想講一下。在70年代,40多年前,我家在那個時候在中蘇邊境海拉爾,一個很小的城市,我父親總咯血,然后去天津出差,我媽就說,辦完公事兒看個病。我爸辦完公事當天晚上要走,下午去天津醫院看病,結果醫生一看,壞了,癌癥,1974年,但是他不好當面和我爸說,就說不行你必須要住院,我爸說怎么可能!我晚上就要走。醫生說那不行,你這個必須得住院,需要詳細觀察,得治療等等。我爸拿出車票說你看我都買了今天晚上的車票回海拉爾,不可能!“不行、不行,你必須留下,我去找主任,等主任回來,讓主任回來勸你”那醫生就去找主任了,我爸一看醫生去找主任了,撒腿就溜了。
晚上在天津火車站候車室里正在候車,突然大喇叭里傳來這樣的聲音“黑龍江來的誰誰誰,請到門口有人找”我爸以為是天津的同事,結果到了門口看見一輛救護車,看見下午見到的那個醫生,原來那個細心的醫生記住了我爸爸的車次,然后我爸就被送上了救護車,送到了醫院;雖然76年我父親去世了,這個醫生沒有治好我父親的病,但是他治療了一個家庭。
89年當我大學畢業要回北京工作的頭一天晚上,我媽把這個故事完整的講給了我,到現在我都沒有細聊過,為什么我媽要把這個故事講給我,我猜想這里有一種信任,有一種對社會的善良,有一種感恩,還有一種職業的熏陶。我還會把這個故事繼續講給我的孩子們聽,我想有無數個醫生都會像那個醫生那么做的,但是我媽有一句話當天還有點刺激,她說“如果現在的技術加上那個時候的醫生也許你爸的病可以治。”
我覺得我要修改成“如果現在我們制度與環境松綁之后,讓蒙在醫生身上的那些灰塵都被剔除掉之后,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再加上現在的技術,很多的患者都會得以治療。”更重要的是,好的醫生不僅僅是我給你治病,還要帶動患者一起參與到健康的流程當中。
非常感謝各位,謝謝。